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如何解决

申通工作室出品

采写：本报记者 李赫

策划：刘舒、李坤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三会村位于嘉陵江流域秦巴山南麓。是一个山地丘陵村庄，海拔800米。 2400余名村民居住分散，生活污水收集难一度成为农村“治水”的“绊脚石”。

“以前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有旱厕，但夏天臭味很重，蚊蝇也很多。现在家里有了污水处理设备，村里的环境也改善了。” ”三会70多岁的村民沈志忠高兴地说。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随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组织的“千里川行”采访团来到三汇村。他们看到，村民的院子里有四个带井盖的小池塘。这是一座独栋“3+1”污水处理池，“藏”在窨井盖下的是村民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废水，经过厌氧发酵沉淀、隔油池后进入储水池进一步降解后，水质可达到省三级标准，可用于灌溉蔬菜、果树等。全村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覆盖率、收集率、处理率和资源利用率。达到100%。

近年来，随着宜居乡村、工业乡村、美丽乡村建设，各地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上探索多种模式，乡村“面貌”不断改善。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仍有待提高。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污水收集率达70%左右，而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仅为31%。 %。许多农村仍处于“污水靠蒸发，垃圾靠风吹”的状态。

当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存在治理机制不完善、治理重点不突出、治理成效评估不合理、治理模式不科学等问题。标准、技术、资金、机制仍是制约“治水”能力提升的瓶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美丽乡村建设步伐更快、更稳、更扎实？

一户一策，没有“一刀切”的标准

农村生活污水是指农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污水，以及民宿、餐饮、洗涤、美容美发等农村公益事业、公共服务和经营活动产生的污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全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十三五”规划的推动下，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实现跨越式发展。

广元市有三汇村等1046个农村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截至2023年10月底，四川省行政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率达68.32%，较2019年初提高约50个百分点。

“可以说，过去十年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能力提升最快的十年，处理设施投资不断加大。”国家城镇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英登坦言，尽管如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仍然存在问题。大量设施“晒太阳”的现象。

即使在北京，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日益成为城市建设的短板。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发现，北京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底，全市农村污水处理覆盖1847个村庄，但截至2020年9月，仍有282个村庄未完成任务;农村地区污水处理设施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普遍存在。已竣工设施中约有15%无法正常运行。

“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无法建设、无法使用的现象更为普遍。”彭英登表示，目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仍处于早期阶段，技术尚未成熟。有的地方抄袭城市污水处理技术，有的地方过于追求低成本处理，甚至技术参差不齐、鱼龙混杂。管理技术模式的盲目选择是设施后期“晒太阳”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城市生活污水处理方法是通过管网收集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这种“大集中、大加工”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和规范。但农村地广人稀，污水收集管网建设成本高、利用率低。另外，各地的条件差异很大。生活污水处理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此外，与城市生活污水经过处理后集中排放到水环境不同，农村生活污水要么用于农业灌溉、庭院绿化、景观水池，要么直接排入周边环境。 “治理技术要精准匹配不同场所、不同用途。”彭应登说。

“噗”的一声，炉子里腾起蓝色的火苗。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新民村，村民徐家全打开厨房里的沼气开关。他告诉记者，他家的燃料来自粪便产生的沼气。

仪陇县生态环境局水环境与农村生态科科长李奇表示，该村民采用的是“沼气池+旧粪坑”污水处理模式。即厕所粪便、畜禽粪便接入沼气池发酵，洗米、洗菜等生活污水接入旧污水坑。产生的沼气可用作燃料。 “春、夏、秋三季沼气完全充足，但冬天需要补充一些沼气，这样既省钱又生产肥料，确实有用、划算。”徐家全说。

徐家泉的隔壁，村民徐志采用的是另一种污水处理模式。 “这就是三格化粪池和生活污水收集池的‘3+1’模式。”许纸指着脚下的三个小隔间解释道。粪便在化粪池中发酵分解后，作为肥料还田。污水收集池的污水经处理后用于农业灌溉。

两家公司为何采用不同的污水处理模式？ “徐家全养了两只猪，需要处理畜禽粪便。”李奇说，徐家全家本来就有沼气池，施工队只需对原有沼气池进行维修改造，减少了改造成本。 “无论是‘沼气改厕’模式还是‘3+1’模式，农户厕所排放的‘黑水’、厨房洗漱排放的‘灰水’都可以分类收集，作为资源利用。 ”

除了上述两种模式外，仪陇县还创造性地探索了其他模式。比如，对于居住相对集中的农户，采取“集中共建”的治理模式；对于靠近城区的，采取“截污治理”模式，直接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

“有必要找到最适合每个家庭的治疗方法。”仪陇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刘政表示，仪陇县在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时，坚持“因户施策、旧物利用”的原则，将对厕所进行改造。结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在丘陵地区探索的“厕所污水协同处理”模式，被国家土壤污染防治部际协调组列为典型案例。

解决资金问题，能建就建得起。

达到的排放标准越高，处理成本就越高。因此，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能否建设和使用与排放标准密切相关。

资金也是制约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瓶颈”之一。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发布的材料显示，从总体进展情况看，各地治理设施运行维护资金主要依靠各级政府财政。只有浙江、福建、江苏等少数地区探索征收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费，作为设施运行维护资金的有益补充。

近年来，全国每年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投资超过600亿元。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求的提高，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投入将不断加大。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数量快速增加，设施长期运行维护的资金问题日益突出。”彭应登说。

为解决资金困境，仪陇县探索设施建设、运营维护。过去，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很难形成合力。例如，水务部门建设一些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环保、农业、扶贫等部门也建设农村污水处理站，造成设施重复、资金浪费。如今，仪陇县财政统筹安排“千村示范”、“厕所革命”、“增减联动”等项目资金，各部门协调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建设。

李奇说，自然资源部门在“增减联动”工程安置点建设时，除了配套污水管网、化粪池、人工湿地等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外，还综合规划庭院绿化以及果蔬地。等，方便群众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设施维护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成本的“最大部分”。仪陇县采取“户户管理”厕所垃圾管理模式。每户每年只需清理一次分散管理设施，修复损坏的化粪池和收集管网，维护成本低。 “我们还采取‘财政补一部分、乡镇给一部分、村级拿一部分、群众出一部分’的‘四点’方式筹集资金，保障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有序推进。徐家泉的‘沼改厕’改造花费了1200元，其中他自己筹集了400元，其余部分由当地政府补贴。”李奇说。

除了“入户管理”外，四川各地还采取了将靠近城市的村庄纳入城市污水管网的管理模式。仪陇县奶子石乡郭家嘴聚居区距县城仅4公里。这里的生活污水通过管网接入县污水处理厂。为了保证污水提升泵站的正常运行和维护，该安置点每名居民每年缴纳100元的水泵费和电费。 “一年100元，钱不多，又能保证村容村貌，大家都愿意做。”村民刘家贵说。

共治共享，区域联动，共同“护”水

长江一级支流嘉陵江发源于陕西省秦岭南麓，自甘肃入四川，流经广元、南充、广安三市，最后汇合入重庆长江。嘉陵江四川段占全流域长度的71%。

龙洞沟是嘉陵江左岸一级支流。由于农村生活污水和畜禽养殖污水的排放，这里的水一度浑浊，有难闻的气味。这里曾是当地群众投诉最多的臭沟。

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是流域水体黑臭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为龙洞沟周边70户居民修建了三格化粪池，消除沿线农村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广元市苍溪县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季进表示，除了对河道周边实施源头治理外，他们还采取了疏浚、重建原有河道植物、建设生态浮岛等生态修复方式，围绕龙洞沟建设生态步道。现在河岸已成为农民休闲的好去处。

记者看到，虽然已是冬季，但龙洞谷碧水潺潺，两岸鲜花依然盛开，还有人在水边钓鱼。

广元市生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杨文胜表示，苍溪县农村生活污水已从“连片管理”转向“全区管理”。苍溪县制定了全县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专项规划，全面推进“三水治理”，即坚持“水污染治理、水生态治理”统筹管理。恢复和水资源保护”，实行河湖长制。全面建成27个农村水美新村。

据统计，截至目前，广元市67个农村黑臭水体已全面整治，全市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有效处理率达到74.8%。南充市19个农村黑臭水体全部整治，1889个行政村农村生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处理率达72.7%。广元市、南充市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为嘉陵江“一江清水入长江”提供了重要支撑。

兴隆河是嘉陵江中下游右岸一级支流。也是四川省武胜县与重庆市合川区的界河。 “之前河里出现污染的时候，我们就立即去河里巡逻，确认是否是对方的问题。”武胜县生态环境局局长廖进说。

2021年10月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提出，加强跨境协同污染治理。为此，武胜县与合川区积极开展跨境河流联防联控，签署了《跨省界河流联防联控框架协议》和《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联合协议》，共同制定兴隆河“一河一策”。治理方案，建立两地河长办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交流经验做法。

“现在如果河里出现污染，我们仍然会立即巡河，确认是否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并立即开始解决。”廖进表示，武胜和合川也已组成联合执法工作组，共同依法对两人进行查处。消除当地畜禽养殖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规模化农业种植基地等重点违法排污行为，确保流域涉水污染源达标排放。

在两地共同努力下，兴隆河水质持续改善。近两年，兴隆河咬金河段年平均水质达到Ⅲ类，嘉陵江出海断面水质稳定保持在Ⅱ类。

污水变“肥水”，智能管理精准高效

“生活污水中的氮、磷等，如果排入水体，营养丰富。但对于农业来说，它们是肥力的来源。”彭英登表示，农村情况与城市不同，城市污水处理不能简单照搬，而应坚持资源化利用，充分利用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资源。这不仅节约了水和能源，还降低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成本。

浙江省建德市镇头村是著名的“网红”村。这里，郁郁葱葱的树木与稻田、湿地、绿地等形成鲜明对比。游客可能不知道，绿地下面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镇头村利用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灌溉农田、果园、林地等，每年使用水肥资源12000多吨。污水资源化利用，正在将镇头村打造成“污水零直接排放村”。

“充分发挥污水、水、肥的功能，资源化利用，要定期评估结果，及时改进，确保治理成效。”生态环境部土壤与农业与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技术中心研究员夏训峰表示，利用果园、菜园、农田、草地等处理污水时，必须解决板结、盐碱化等问题。不会引起。

为使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利用更加科学、更加智慧、更加精准，建德市建设了农村生活污水智能管理系统，投入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前端传感设备418套。这些设施实时采集城市、乡镇、村庄的传感设备、运维巡检、分级巡检等数据，传输至智能管理系统。

系统还可生成“红黄绿”三色二维码，实现每个治疗机构的“健康码”。通过扫描“健康码”，村民可以清晰了解自家生活污水处理状况，并报告故障、反馈信息，实现“自己的设施自己管理”。设施运维、监管人员无需奔赴各乡镇，根据村民反映的问题，精准解决问题，实现“污水流入、管道畅通、机器运转、出水良好、且环境优美”。

近日召开的生态环境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指导意见》，深入谋划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加大治理和监管力度，着力搞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治理层面。下一步，各省生态环境部门可结合实际完善成效评价标准。此外，定期评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效果，根据区域水质改善需要，分阶段逐步提高处理水平。

“因此，农村生活污水不会有全国统一的排放标准。”夏训峰表示，今后，我国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优先考虑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治理模式，不会采取“一刀切”的做法。

为解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彭英登建议在国家或地方建立试点示范，引导地方政府将农村污水处理与绿色农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对于缺水、缺水地区，鼓励就地及就近污水资源化利用，杜绝盲目建设管网、安装设施。他还建议，各地要在深入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审慎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尽快完善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和退出机制，及时纠正不适当的处理模式或工艺。